坐在菲林面前的韩冰，明眸皓齿，紧蹙的眉头泄露此刻内心的不平静，“尽管最终我获得了物质上的富足，包括现在的丈夫对我的爱，可每次想起他，我的心就像被什么东西钩住，说不出的疼……”

　　一往情深的浪漫日子里，捉襟见肘

　　我出生在辽西一个小城。父亲是美术教师，一心希望我长大后能随他学习油画，可我天性好动，偏偏对唱歌跳舞情有独钟。

　　18岁那年，我如愿成为一名舞蹈演员。

　　曲鸥(化名)是父亲最得意的学生之一。我们是在2001年他第一次登我们家门时认识的。或许是看重他的才华，父母没有阻挠我俩相爱。

　　为了寻求发展，2002年曲鸥大学毕业后来到沈阳一家公司做美术编辑。两个月后，我辞去歌舞团的工作，追随曲鸥来到沈阳。那年，我21岁。

　　刚来沈阳那会儿，我，曲鸥还有曲鸥的两个朋友合住在一间出租屋里。三个男孩睡床，我只能和衣在地铺上对付一宿。只要心中有爱，那点艰苦和尴尬对我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呢？

　　后来，我通过在沈阳闯荡的师姐婷婷(化名)帮忙，加入一个演唱小组，每天收入100元上下。曲鸥那时的月工资也有2000多元。眼看着日子一天比一天见亮了：我和曲鸥每周都能去饭店改善一顿，一个月花上百十来元到星辰看场大片。要不是……说不定今天我和曲鸥的爱情也已经瓜熟蒂落了。

　　为单身老板做秘书时，爱情危机

　　那是2003年秋天的事了。一天晚上，婷婷趴在我耳边悄声说：“今晚是我最后一次演出了，我认识的那个香港老板，在浑南租了别墅，还答应每月给我10000元生活费。”我吃惊地望着她：“他的情况你了解吗?你爱他吗?” 婷婷神色凄然：“我现在已经不奢望什么，最重要的是第一个月的10000元他已经付了，以前和我恋爱的那个男人，两年加起来给我的钱还不到1000元，爱情又在哪儿？两年的感情，他还不是说走就走了……”

　　婷婷的话让我既迷惘又震动。一连几个晚上，我脑海里反复出现之前遇到过的两个有意“包”我的男人--一家皮具公司的经理、一个做摩托车生意的老板。

　　我曾故意带有几分夸耀地将这些事讲给曲鸥，第一次他还淡然一笑：“我的女友还挺招人嘛!”第二次就变脸了：“你少跟我提这些人，不过多了几个臭钱，就想到处勾女人!”

　　李权(化名)是婷婷在她浑南的那套别墅里介绍我认识的。广东人，言谈举止分寸有度，一口粤式普通话，听起来有点滑稽。

　　在厨房，婷婷郑重地对我提出来，说李权38岁，离婚，无子女，家境殷实，“他那儿正缺一个秘书，月薪4000元，公司安排一间住房，你考虑一下吧!”

　　好几天，我心里翻江倒海，反复权衡，李权的条件确实让人心动。当演员虽然不算太累，可流动性大，联系演出经常看对方脸色，讨价还价时更觉得尊严扫地。要是能有一份稳定工作当然好。可是，我对李权的为人不了解，是福是祸难以预料啊，转念一想，凭他的身份，做事应该不至于太出格，先干一阵子，合则留。

　　听我说要改行做秘书，曲鸥的脸唬得吓人：“什么做秘书，干脆做情人算了。”说完摔门而去。

　　搬进新公司宿舍前的一个星期，是我和曲鸥逐渐升级的争吵中最翻天覆地的一个阶段。为了不至于和曲鸥的感情彻底破裂，我在处理和李权的关系上格外当心，殚精竭虑地做到亲近而不轻浮，警惕而不“防卫过当”。李权并不气恼，反而对我多出几分敬重。

　　半年后，我的月薪升到7000元，达到港方技师的工资水平。

　　我和李权的关系发生实质性改变是在2004年。那天李权在应酬中喝得酩酊大醉，怕他发生意外，我在他家客厅的沙发上靠了一宿。第二天，李权醒酒后十分感动，第一次给我说起他的身世。

　　李权的亲生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过世了。父亲临终前将房子留给继母，条件是一定要供李权出国深造。李权在澳洲读完硕士后去香港工作，被一位富商赏识一直做到公司副总的位置。后来，李权娶了富商的女儿。